“我们经常忘记，天津曾经是中国北方最辉煌的城市之一。”就像现在，在手机领域，深圳的华为、东莞的OV与北京的小米远赴欧洲，围绕着折叠屏、5G吵得不可开交时，多数人也难以记起，天津曾经是中国甚至世界当之无愧的“手机之都”。
01 “哪也别去，就到天津来”
1984年夏日的一个上午，两个陌生人突然找上门来，问清他是叶迪生之后说，“天津成立开发区了，你是领导人之一，都一个多月了，你怎么还不去报到。”他有些发懵，但隐约知道，天要变了。这位年轻人，此时还是一位搞半导体的技术员，但很快，他将成为天津滨海新区第一批技术官僚，把手机引进中国的人。
同年，远在大洋彼岸，老高尔文执掌的摩托罗拉向市场推出了一项新的发明——移动电话。它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成为市场的爆款。但在当时的中国，还没几个人知道“大哥大”。几十年前，这家公司还是靠卖爆米花起家。
1937年，叶迪生出生于好望角的一个华侨家庭里，是家中幼子。他的父亲因为崇拜美国的发明家爱迪生，给他取名叶迪生。好望角是五百多年前，郑和下西洋最远抵达的地方。据说，这个“开眼看过世界”太监，曾对明成祖撂下过一句充满“先知”色彩的话——“将来中国的威胁，会从海上来。”
其实应该加上后半句，机会也是从海上来。
海外辗转多年，叶迪生回到天津，于1957年考入南开大学物理系，但很快被打成“右派”。毕业之后，他被发配到位于胡同里的一个小工厂，工厂的名字有种奇异的浪漫，叫野玫瑰电子厂。在这个厂里，他一直干到1984年，直到那两个人闯入的下午。在野玫瑰的二十年里，他没有辜负自己的名字，搞发明搞研究，让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厂的年利润在80年代初就达到500万元。他还因此受到了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接见。
叶迪生到天津开发区任职的时候，那里还是一片盐碱荒滩，一无所有，除了一个孤零零的天津港。和蛇口一样，政府给了一些特殊的政策，一笔仅供用于滚动开发的贷款。时任市长李瑞环对开发区的建设者们说：“要钱？没有，政府一分钱也不会给，就这么一块地。”
天津市给了这些建设者一把尚方宝剑：“在开发区什么都可以干，失败了，只当是地震把塘沽震毁了，也不会影响天津，你们尽管大搞你们的试验。”
起初，天津招商并不理想，叶迪生一直很渴望能引进“巨人型的企业”。从某种程度上，冥冥之中也决定了天津与深圳最终的走向——巨人型的外企通常拥有完善、自成体系的产业链，很难在一个地区形成创新生态。
1987年的夏天，叶迪生接到了一通来自北京的电话。时任电子工程部部长李铁映问他：“美国有家大企业，想在中国投资，但要求必须是独资，你那是一个‘特区’，行不行？”
“哪家企业？”叶迪生心里打鼓，按照当时政策，外企独资是绝对不允许的。
“摩托罗拉。”李铁映说，“他们马上就要来了。”
“独资，我这可以，能办。”叶迪生一听，脱口而出，“哪都别去，就到天津来。”
1987年秋天，摩托罗拉一位副总裁带着助理造访天津。其中一人甚至私底下问叶迪生，你们那里有没有宾馆。叶迪生发现，最近的，勉强能住的也只有塘沽的胜利宾馆。美国人考察完，认为开发区的环境之差，令人难以忍受。但令他们诧异的是，这位还没有见过大哥大的天津领导，对摩托罗拉的产品如数家珍。
在占得先机的广东，手机的市场潜力已经得到了印证。当年11月，广东开通了首个移动网络，摩托罗拉进入中国。那时候，一部手机重一公斤，售价两三万，一个工人的工资仅有几十块，但中国人提着一箱一箱的钱，排队托关系也想购买。手拿大哥大，腰别BP机，是当时土豪的象征。
次年春天，叶迪生造访美国，点名要去摩托罗拉。也是在那里，他用一个硕大的黑色手机，拨通了远在天津的家里的电话。他隐约意识到，这种通讯技术，会在中国酝酿成一场风暴。他下定决心，要把摩托罗拉引入天津。那一年，雷军高中毕业，考入武汉大学计算机系，任正非刚刚在深圳创立华为，身上还背着200万债务，至于陈永明的OPPO，还要等13年才会在东莞诞生。
叶迪生回国后没多久，摩托罗拉再次来中国考察，去了天津，也去了其他的沿海城市。“别的城市说欢迎，但他们可能连墨脱罗拉是什么都不知道。叶迪生了解你们，他在开发有市长一样的权力，始终把你们放在第一位。”天津市长说服了摩托罗拉。
1992年，摩托罗拉这个世界信息产业巨头，以1.2亿美元在天津开发区注册成立。一片具备设计感的现代厂房，以绝对引领者的姿态出现在开发区。十年之后，全球9成的摩托罗拉手机都产自于这里。
这件事轰动了中国，也轰动了世界。
02 “做一家中国企业”
三星天津工厂关停的前夜，有人在网上贴出了1993年在摩托罗拉的经历。对于天津人而言，它甚至带有“启蒙”的意义。
在摩托罗拉，每个人都有一个英文名，Robert、Mary满天飞，工人和工人之间对话，也不停的蹦英文单词，就连食堂的在塘沽招的临时工都会说“他们老是对我complaint ”。 “这事你要去找屎迪瘟”“哪个屎迪瘟，他叫什么名字？”“我就知道他叫屎迪瘟。”这样的对话在摩托罗拉经常发生。
除此之外，摩托罗拉给天津带来了先进的企业管理制度，工会、晋升制度、转账发工资甚至今天依然不算落伍的六西格玛管理系统。摩托罗拉的江湖地位一度超过“国企”，天津人以在那里工作为荣。但某种意义上，它也成为另一种“国企”。
在遥远的1992年，摩托罗拉在中国没有任何竞争对手，在世界上也没有。只不过，它离巅峰还差一个玩得转中国政商关系的高管。
就在叶迪生为“巨人型”企业辗转反侧，求而不得时，一位出生在马利西亚的华人已经游历了中国，他就是后来摩托罗拉中国地区总裁赖炳荣。他已经过了40岁，依然精力旺盛。这个极其有远见的人，在英特尔创立四周年时，就加入了这家公司。
在一次摩托罗拉为他的妻子举办的升职宴会上，一位董事问他，摩托罗拉想要去中国大展拳脚，你怎么看？赖炳荣回答，要有一颗“中国心”。谁都知道，在中国要用资金和技术换市场，但是中国愿意和你分享什么市场，可以和你分享什么市场？中国和所有的国家都不一样，跨国公司的技术和中国的现实需求结合起来，才会有市场。这席话赢得了高尔文的好感。
接下来的一年半里，摩托罗拉先后派出三四批说客，最终老高尔文亲自出马，才劝动了赖炳荣。1994年，50岁那年，赖炳荣坐上了飞往中国的航班。这一年，摩托罗拉如日中天，在世界500强企业中排名第23，在美国，六成手机市场由该公司垄断。然而，它已经游走在悬崖的边缘了，一家芬兰的公司浮出水面——诺基亚。
不过，中国的手机市场还是另一番景象。
赖炳荣上任之后，将所有的业务归拢到天津，提出了摩托罗拉四大战略——投资与技术转让，管理本土化，配套产品国产化，总公司独资但项目合作，分公司合资，和国企合资。“不能只把中国当作手机装配厂。”“在中国，摩托罗拉要做一家地地道道的中国公司。”
远在美国的高尔文当然知道，中国会一点一点地学去技术，然后转过头来和摩托罗拉竞争，但是拥有13亿人的中国，实在太值得投资了。在叶迪生看来，这就是天津新的“洋务运动”。
赖炳荣的确不负重望，让摩托罗拉与中国打得火热。1995年，在西部大开发提出前，摩托罗拉先一步去了乐山，和乐山无线电厂合资建企业。赖炳荣甚至打破摩托罗拉在全球只租物业的传统，在北京买地建办公楼，那是遥远的90年代，他还不能预测到二十年后北京的屋价。
后来，老高尔文见到某位中国领导人时，亲口承诺：“摩托罗拉不会从中国带走一分钱的利润，全部用于扩大再投资和培训中国员工。”他有自己的盘算，中国在高速增长，雪球会越滚越大。
中国是不会忘了老朋友的。后来，摩托罗拉的确尝到了中国移动通讯爆发的头啖汤。即使在1997年之后的几年，摩托罗拉在全世界被诺基亚追打得落花流水时，在中国市场依然稳坐第一。因为那时的中国手机市场还执行严格的牌照准入制度，除了摩托罗拉一家外国企业外，其余牌照全都颁给了国产手机。
后来有一年，摩托罗拉总部陷入亏损，天津市政府给予这家外企3亿美元的财政支持。尽管天津外企众多，天津人对摩托罗拉的情感依然非比寻常。
最鼎盛时期，摩托罗拉在天津的投资超过30亿美元，在中国的总投资额甚至一度超过福斯。整个天津工厂累计生产手机超过3亿部，占据摩托罗拉手机的十之八九。“人家（天津）滨海新区那才叫开发。”蛇口的先锋们都柠檬了。
03 巨头的溃败
对于摩托罗拉而言，“狼”真的来了。
首先，老对头诺基亚开始学习摩托罗拉，在中国与国企合作，成立合资公司，实现本土化生产，降低成本的同时，以更灵敏的方式与摩托罗拉争夺中国市场。
其次，2002年，与中国一水之隔的韩国，一家叫三星的公司开始杀入中国市场。三星甚至把厂房建在摩托罗拉天津厂区的附近，甚至全盘学习摩托罗拉的“中国化”战略。
就像韩国繁荣的娱乐工业一样，三星以多样的造型、漂亮的外观以及便宜的价格赢得中国消费者的喜欢。仅第二年，三星的天津工厂就生产了1400万部手机。
当年，天津总计生产了5000万部手机，主要是摩托罗拉和三星，相当于国内每生产四部手机就有一部就来自天津。深圳的华强北，是山寨机的大本营。在东莞，大大小小的手机厂、配件厂像麦子一样的稠密，它们像野草一样，展示出蓬勃的生命力。较早开始做手机的大厂中兴，培养了一大批做山寨机的创业者。
那时候的华为，还不屑于做手机。我们曾经采访过一位当时在深圳开设工厂的创业者，6个人，几张桌子，一间无尘的平房就构成一间手机配件组装车间。“珠江啤酒一箱一箱的往宿舍搬，从早忙到晚，订单像雪片一样。”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中国手机市场开始了充分的竞争时期，政商关系并不是企业成败的决定性因素。
一家企业的辉煌里，也藏着它最终失败的原因，至少对摩托罗拉是如此。据说在摩托罗拉手机业务诞生之初，当公共安全部的员工们正忙于向警察和消防员销售产品时，手机部门的人已经开始花天酒地。他们用奖金购买了豪华汽车，在一次庆祝聚会上请来了男模，在他们身上画上美元标识，高唱“我们有的是钱。”有天津的摩托罗拉的员工在天涯上发帖，一位台湾高管，一顿饭的开销有时达到1万人民币，并随意地将一些漂亮的卡拉OK服务员招进摩托罗拉。
1997年，小高尔文接手摩托罗拉时，这家公司已经是一个充满官僚气息的庞然大物，在全球拥有60多项业务。短短几年之内，通讯、安全等业务相继遇到麻烦，小高尔文被董事会罢免了。随后，高尔文家族彻底离开了摩托罗拉，用出售股份的钱，办了一家房地产公司。
小高尔文的继任者Ed Zander是一个改变了世界手机发展史的人。2004年前后，他和自己在硅谷的好友，苹果CEO乔布斯达成一项协议，合力开发一款摩托罗拉iTunes手机。摩托罗拉教会了世界上最聪明、精明、最具创造力的公司如何做手机。
两年以后，乔布斯推出了第一部iPhone。Ed Zander不是没有看到智能手机的趋势，但他认为，摩托罗拉已经没有做智能手机的DNA了。
这位CEO还犯了另一个严重的错误，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中国市场。当中国升级到3G网络时，中国区经理还在卖老款2G手机，为了保持市场份额，摩托罗拉还疯狂打折——而他对此一无所知。2007年，摩托罗拉中国区业务彻底崩溃，霸主的地位由他的天津邻居三星取而代之。就算天津人恋恋不舍，摩托罗拉再也回不去了。“外交官＋政治家”赖炳荣无力回天，黯然离场。
2009年末，iPhone 3G和iPhone 3GS由联通引入中国市场，在混战的手机圈里，没有激起一丝风浪。直到2010年夏天，iPhone 4正式发布，不论是经典的外观设计还是优秀的操作系统。可以说，iPhone 4重新定义的智能手机，除了昂贵，它几乎没有缺点。就像当年人们不惜一切代价去购买摩托罗拉“大哥大”一样，有人甚至为了一款iPhone去卖肾。香港的水军也开始疯狂代购iPhone 4，也如同当年浑身绑满三星手机。
有趣的是，同一年，谷歌退出中国，更有趣的是，谷歌宣布退出中国的同一天，发布Android2.1版本，从此改变了手机的竞争格局。也是在这一年，珠海之滨，黄章带着魅族M8横空出世，仅仅5个月，销售额就破了5亿。当一众国产手机厂商因为恶性竞争而全线亏损，哀鸿遍野时，黄章和他的魅族在珠海的暖阳里春风得意。
中国手机进入智能机的新时代，摩托罗拉已接近风烛残年。天津的地位，也岌岌可危了。
04 摩托罗拉的遗产
2011年，摩托罗拉将沉疴深积的移动业务拆分，卖给了谷歌，包括位于天津的工厂。固然摩托罗拉依然拥有高超手机制造能力，但谷歌觊觎的其实是移动技术设备领域的专利。这笔交易耗资不菲，达到125亿美元。做搜索发动机的谷歌，裁撤掉了大半的老摩托人之后，转头扎入手机的戮战。
不过很快，谷歌做了一款Moto Z之后，就以亏损6800万美元收场。随后，谷歌以不到收购价1/4的价格，将摩托罗拉移动卖给了联想，将天津的工厂卖给代工企业伟创力。不过，该工厂99％的订单仍然是生产摩托罗拉手机。
杨元庆为此颇为得意，联想迅速跻身世界四大手机生产厂商之列。他甚至还预言称，摩托罗拉移动业务在联想的带领下，将在12至18个月后开始盈利。从结果来看，他有些过于乐观了。
不过，这家没落的巨头实际上正在以另一种方式参与中国手机的下半场。
赖炳荣有两个得意门生，钱晨和周光平。雷军第一次见周光平时，他们就足足谈了12个小时，中间叫了两次盒饭。2010年10月，周光平带着一众摩托罗拉前同事跳槽小米。三年后，听完罗永浩的演讲之后，钱晨也拉着一帮兄弟加入锤子，另立山头。可以说，没有这两个人，小米和锤子根本没有信心做手机。
摩托罗拉拆分的那一年，中国的年轻人们正在为iPhone疯狂，他们彻夜排队，只为购买一只新款手机。秋天的时候，拥有超大屏幕和4G无线连接的三星高端智能手机Galaxy S II横空出世。Galaxy和Note系列很快成为三星的摇钱树。在手机领域，三星正面怼上了苹果，并在18个月内，登上手机第一品牌的宝座。2013年，三星推出了有史以来最成功的Galaxy S4，成为中国手机市场中的最大玩家，市场份额高达近20%，而天津工厂每年收益高达133亿美元。
三星的成功为天津在手机制造领域的江湖地位续了命，但颓势很快就出现了。中国的手机故事，已经悄然进入了下半场。
2010年，樱花盛开的季节，原金山软件的CEO雷军低调地成立了小米。那天中午，在北京中关村银谷大厦，雷军和十几个创始人一起，大家都很饿，每人喝了一碗小米粥。公司名字充满了中国互联网的草莽气息。
一年之后，小米开了一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发布会，推出了一款定价为1999元的手机。这款性价比极高的手机，很快获得了市场的青睐。一年之后，小米的出货量就超过700万台。2014年第三季度，小米甚至首次赶超三星。当年煮小米粥还需要买其他品牌的电饭锅，如今小米自己就已经拥有了好几个种类的电饭煲。
在雷军的刺激之下，一直和运营商搅在一起，生产低端手机的华为终于幡然醒悟。2013年，荣耀品牌成立。依托华为强大的供应链资源，仅第二年，荣耀全年出货量就达到 2000 万台，碾压手机领域的新兴创业者。
国产手机品牌的崛起，也预示着摩托罗拉和三星们的衰落——它们身段灵敏，出招凶狠，还有着更坚韧的意志，从多个方向蚕食原本被外资品牌占据的市场。
真正的致命一击发生在2016年。在全球范围内，三星Note7不停的爆出发热起火、爆炸事件，将三星苦心孤诣营造的高端形象炸去了大半。而问题手机电池，全部产自于天津厂区。更扎心的是，第一次在全球召回时，三星愚蠢地将中国排除在外。显然，韩国的李家并不像赖炳荣那样深谙中国。
这根稻草之后，三星在中国开始节节败退。到2018年，三星的市场占有率已经降至0.9%。天津工厂终于没有等到今年的春天，于元旦前夕宣告关闭，2600名工人被迫失业。
至于三星的邻居摩托罗拉天津厂房，在被谷歌卖给伟创力后沦为代工厂，在两年前，又因联想将生产基地迁往武汉而宣布歇业。厂房几经转手，现在已经成为京东物流的仓库。
自此，中国手机再无天津故事。
从在华风生水起到黯然谢幕、内外交困，摩托罗拉和三星是外资工业在这片土地上兴衰的注脚。高傲的外企精英们，已经开始失去对中国市场的洞察和掌控。赖炳荣曾对媒体公开称，今生最大的遗憾是看错了马云。上世纪90年代，马云曾找他聊过投资。这个科技的门外汉，只会唾沫横飞的演讲的人，怎么可能成功？赖炳荣拒绝了他。
时至今日，不知道叶迪生如何看待招“巨人型企业”这条发展路径。就今天活跃手机品牌而言，不论是小米、锤子，或是荣耀、OV，没有一家诞生于天津。这多少给中国的城市发展上了一课，仅有产值，但没有创索尼，也是没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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