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路上》背后那个“垮掉的一代”，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历史大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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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电—今年夏天，来到蓬皮杜艺术中心（Pompidou Center）的游客有机会欣赏到一个长达 120 英尺（约合 36 米——译者注）的巨型玻璃展示柜。里面陈列的是一份由打印机打印出来的文件——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在 1951 年创作的小说《在路上》（On the road）。这件展品由一页接一页的打印纸首尾相连粘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一份连续不断的长卷。这样一来，这部尽显上世纪五十年代风情的经典公路小说就好像一条双向车道的柏油马路一般，静静地铺在了所有读者的面前。简-雅克·勒贝尔（Jean-Jacques Lebel）以前认识很多属于“垮掉的一代”的诗人和作家。如今，作为艺术家的他帮忙组织了此次展览，并顺利安排杰克·凯鲁亚克的小说原稿参与展出。他介绍说：“这部小说的文字流畅自然，像河流一般。整部小说的风格像密西西比河一样，疯狂而奔放。”

他还补充称：“原稿的最后一部分被一条狗咬掉了。”

1957 年，勒贝尔在 Left Bank 举办的诗歌朗诵会上结识了威廉·巴罗斯（William S. Burroughs）和格雷戈里·柯尔索（Gregory Corso）。那时候，他还是一个年仅 21 岁的艺术家。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他经常与二人在肮脏不堪的 Beat Hotel 聚会。他还帮助艾伦·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将《嚎叫》（Howl）一诗翻译成法语。当时，没有美国出版商愿意出版威廉·巴勒斯的小说《裸体午餐》（Naked Lunch），甚至连出版了《嚎叫》的劳伦斯·费林盖蒂（Lawrence Ferlinghetti）也不愿染指。于是，勒贝尔便在巴黎帮威廉·巴勒斯联系各个出版社。值得一提的是，劳伦斯·费林盖蒂因为出版《嚎叫》而卷入了一桩淫秽物品案件之中。最近，他刚刚在法庭赢得诉讼。

今年 80 岁的勒贝尔满头银发，脸上蓄起了山羊胡子。从前，他是“垮掉的一代”诗人和作家们的助手；现在，他则是这场运动的文档保管者。10 月 3 日之前，蓬皮杜艺术中心将一直举办一场名为“垮掉的一代：纽约、旧金山和巴黎”（“Beat Generation: New York, San Francisco, Paris,”）的展览。作为联合策展人，勒贝尔发挥了关键的推动和促进作用。二十余年之前，纽约惠特尼博物馆（Whitney Museum of American Art）举办过一场名为“垮掉的一代文化和新美国，1950-1965”的展览。自那之后，这还是第一次有人针对“垮掉的一代”这一主题举办大型回顾展。

勒贝尔的工作室位于巴黎北部蒙马特尔丘陵（Montmartre）的山脚下。这是一个面积很大的一层办公室，里面摆满了各种艺术品。在他工作室外面就是一个铺满鹅卵石的庭院。他在工作室里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我觉得自己欠他们一场展览。他们都已经去世，但这不代表他们的作品和影响力也随之消失殆尽。”

惠特尼博物馆举办的展览主要展示“垮掉的一代”巅峰时期在美国的活动轨迹。相比之下，蓬皮杜艺术中心的展览则重点关注一段超过二十五年时间的发展历程：1943 年，这些作家和诗人在哥伦比亚大学创立了这一流派；此后，他们先后在旧金山、巴黎和摩洛哥逗留；1969 年，这种反主流文化风格渐渐成为主流。“垮掉的一代”在美国颇为活跃的同一时期，抽象表现主义流派（Abstract Expressionist）的画家也在纽约留下了自己浓墨重彩的一笔。因此惠特尼博物馆在展览时试图将“垮掉的一代”和抽象表现主义画家结合在一起。但是，此次巴黎的展览并没有效仿这种做法。菲利普-阿兰·米肖（Philippe-Alain Michaud）是此次展览的主策展人，他也是蓬皮杜艺术中心电影收藏部门的负责人。他说：“即便‘垮掉的一代’作家与诗人的确和抽象表现主义画家在活动轨迹上有交集，那也应该专门针对这个主题组织另一场展览。”蓬皮杜艺术中心的展览的确没有仅仅将目光放在诗作和毒品身上，而是更关注这些作家和诗人的创作成果和智慧结晶。

毫不意外的是，此次蓬皮杜艺术中心展览的大部分展品都与巴黎有关。勒贝尔说：“这些展品不是与法国有关，而是与巴黎密切相连。很多艺术家逃离自己的国家，来到了巴黎这个神话般的城市。你不能说他们的作品受到了法国的影响，这个说法不具体，实在是太宽泛了。”勒贝尔口中来到巴黎的艺术家包括爱尔兰的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和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西班牙的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和胡安·格里斯（Juan Gris）以及美国的约瑟芬·贝克（Josephine Baker）、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和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

很多人共同努力，使得神话般的“垮掉的一代”充满了神秘色彩和传奇风格。勒贝尔就是其中之一。刚到欧洲时，没有人认识金斯伯格和他的同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勒贝尔决定将他们介绍给达达艺术流派（Dadaist）的大师级人物——马歇尔·杜尚（Marcel Duchamp）。勒贝尔的父亲是一位专修艺术史的杰出历史学家，通过这层关系，他与杜尚结识并成为好友。勒贝尔邀请金斯伯格等人和杜尚一同去他父母位于 16 区的公寓聚会。另外，曼·雷（Man Ray）、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vio Paz）和其他很多人也收到了邀请。

不过，那天的晚宴没有按照预期的情况发展。勒贝尔回忆说，金斯伯格和柯尔索前来时已经醉醺醺的，巴罗斯更是醉到动弹不得。看到艺术大师杜尚之后，金斯伯格居然摔倒在地，并且开始亲吻杜尚的膝盖。出于对达达艺术的最高崇拜，找到一副剪子的柯尔索将杜尚的领带剪了个稀巴烂。据说杜尚对他们的行为印象深刻，被他们深深打动和吸引。

对于“垮掉的一代”和其他很多人来说，人生中会有很多停靠之所，巴黎只是其中之一。蓬皮杜艺术中心的展览便是以这个主题为线索进行组织：上世纪四十年代，众多作家和诗人在纽约开始向金斯伯格和凯鲁亚克身边聚拢；上世纪五十年代，他们前往旧金山；此后，这些艺术家先后辗转大苏尔、洛杉矶和丹吉尔，最终落脚巴黎。1963 年 Beat Hotel 关门之前，金斯伯格、巴罗斯和柯尔索一直居住在里面。顺着这个轨迹，蓬皮杜艺术中心为我们献上了众多精彩的展品：凯鲁亚克手绘的穿越全美冒险地图，《在路上》一书的灵感便来自于此次旅行；巴罗斯在纸上绘制的十分潦草的自画像，自画像上的他看起来比照片里的他还要恐怖；一部名为《拔出雏菊》（Pull My Daisy）的黑白滑稽短片，该电影由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和阿尔弗雷德·莱斯利（Alfred Leslie）担任导演，凯鲁亚克负责解说，金斯伯格和柯尔索则饰演了野蛮粗鲁的诗人。此次展览的展品极为丰富，唯一落下的应该就是 Beat Hotel 楼梯平台上那些蹲式厕所了。

实际上，此次展览既表现了欧洲人对于美国流行文化的喜爱，又展示了巴黎在孕育“垮掉的一代”这种流亡文明时发挥独特作用。可能是出于这个原因，展览虽然以纪念特殊地点和器物为载体，但却将注意力放在了追踪文化痕迹之上。在不断迁徙的过程中，作家和诗人们渐渐用无数种方式的组合孕育出了“垮掉的一代”这种文化，并不断对其进行修正和改良。他们接纳了类似同性恋和吸毒者这样的“危险分子”，形成了一场席卷美国的文化动乱。这群流浪者一时找寻自我，一时又逃离自我，不断在两种状态中来回切换。他们追寻的是某种形式的主张和肯定，但他们自己也很难将其形容出。这样一来，实现自己的梦想自然就更加遥不可及。不过，他们追寻和探索的过程却依旧是富有成效的。

展览上有一幅图片非常引人注目，它来自于电影《别回头》（Don’t Look Back）的开头。这部 1967 年的纪录片由彭尼贝克（D. A. Pennebaker）执导。片中，面带倦色的鲍勃·迪伦（Bob Dylan）将写着《Subterranean Homesick Blues》歌词的提示卡弹走，而看上去有些像犹太教教徒的金斯伯格则在背景里和其他人闲谈。另一件有趣的展品是一张由金斯伯格拍摄的双重曝光照片。照片中，尼尔·凯塞迪（Neal Cassady）和蒂莫西·利瑞（Timothy Leary）坐在一辆由快活的恶作剧者（Merry Pranksters）用荧光染料完成涂鸦的巴士上。其中，凯塞迪是凯鲁亚克一起公路旅行的同伴，在某个时间段里他还是金斯伯格的爱人。实际上，凯塞迪就是开着照片中那辆汽车刚刚完成了跨越全美的旅行。展览上还有一张放大的 1957 年照片，展现了金斯伯格住在 Beat Hotel 的场景：他身后墙上挂着一张小型自画像，上面画着 19 世纪象征主义诗人亚瑟·兰波（Arthur Rimbaud）。再后面是一张海报，宣传的是塞尚（Cézanne）的画展。

这样的图片为我们呈现了一种独立的连接，展示了理念和合作是如何交汇在一起。兰波对“垮掉的一代”文化形成而言影响巨大，他对此后诸如帕蒂·史密斯这样的演员和诗人也有巨大影响力；塞尚的风景画喜欢使用断裂破碎的透视构图，这不仅启迪了立体主义画家（Cubism）毕加索和乔治·布拉克（Georges Braque），更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描绘出了金斯伯格诗作的特点；因为利瑞的影响，凯塞迪使得“垮掉的一代”与嬉皮士毒品文化之间产生了直接联系；在《别回头》中出演配角多年后，金斯伯格陪同迪伦一起去凯鲁亚克墓前进行悼念。

此次展览前期，游客们有机会参观一间重现多年前模拟通信设备的房间。这件房间里陈设着金斯伯格的 Underwood 牌打字机（手工打造，轮廓很像竖式钢琴），陈旧的麦克风和收音机，盘式磁带录音机以及便携式电唱机。相比于展览中的其他展品而言，这些设备更好地展现了那个时代的风貌。谈到“垮掉的一代”所处的那个年代时，米肖说：“那个时间已经结束了。我们已经告别了模拟信号文化，进入到了数字文化的时代。现在，没有人再会去真正的旅行了。”相比以前的旅行而言，如今的我们习惯从一个地方飞去另一个地方，但却根本不在乎两地之间的风土人情。“垮掉的一代”文化在特定的时代节奏下才具有生命力，它的名字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数字时代是转瞬即逝的，节奏实在太快了。

我们可以轻松地发现，像此后的其他反主流文化一样，开发和利用“垮掉的一代”文化的也是一群唯利是图的人。这些人从容不迫，却又有些许鲁莽轻率。此前的 Beat Hotel 如今成了一家四星级酒店，墙上贴满约依印花布，浴室里摆满了奢华的梳妆用品和坐便器；诗人和瘾君子再也去不起 Left Bank 和 Greenwich Village 这样的地方；帕蒂·史密斯曾经高声吟唱“冲啊，兰波！冲啊，兰波！冲啊，兰波！”的 CBGB 摇滚俱乐部现在是一家约翰·瓦维托斯（John Varvatos）的精品店……不过这一切都不是重点。

重点体现在巴罗斯的打字机和金斯伯格的照片之上。金斯伯格拍摄了大量黑白照片，上面写着照片中人物的名称，拍摄地点以及拍摄原因。谈到金斯伯格，勒贝尔表示：“他总是在向外界传递理念和信息。这也是我们举办此次展览的原因：继续传播‘垮掉的一代’这种文化。”虽然纽约公立图书馆（New York Public Library）、洛杉矶县艺术博物馆（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和其他机构愿意出借展品，盖蒂研究所（Getty Research Institute）的拉尼·辛格（Rani Singh）也担任了联合策展人，但是没有美国博物馆愿意举办这种展览。这令勒贝尔颇感失望。2017 年，所有展品将转移到德国卡尔斯鲁厄的艺术和媒体中心（Center for Art and Media），并在那里继续展出。展览中，很多二十多岁的参观者围聚在阅读室的电视机屏幕前，仔细欣赏勒贝尔对金斯伯格的采访。看到这一幕，勒贝尔非常开心。据悉，展览中播出的四小时采访拍摄于 1990 年的巴黎，取材于当时的一系列采访。

地下茎是一种植物不断扩展的根茎系，姜和竹子都具有这样的系统。后结构主义哲学家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皮埃尔-菲利克斯·伽塔利（Pierre-Félix Guattari）曾经用地下茎来形容理念的传播。勒贝尔说：“我要说一个词——地下茎。它和植物的根完全不同。一旦你的根系扎进地下，你就再也无法移动。但是艺术运动和哲学运动的工作原理好像地下茎一样：它们持续传播，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在这场展览中，在我的生活中，我也试图像地下茎一样不断传播‘垮掉的一代’文化。”

翻译 糖醋冰红茶

题图来自 twi-ny.com，likesuccess.com、emaze.com

© 2016 THE NEW YORK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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